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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抗爭中的公民社會學習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  賴偉傑

2003/5/25

 

剛好在SARS情爆發之前,「全國廢棄物高峰會議」也到一段落,這個由立法院永續會與環保團體籌辦,提供全台各地反焚化抗爭社區與團體與公部門對話,進一步要求重新檢討焚化爐政策的會議,結果並沒有得到太多的官方更正面積極的回應。然而,之後全台的SARS風暴與亂,卻驚人而巧合的讓長期以來反焚化爐運動所指陳的種種結構性問題顯影。

 

焚化爐政策最大的問題來自於「一縣焚化」,環保署把垃圾切割為縣市問題,重硬體輕管理協調,導致垃圾政策成為財團覬覦的工程大餅,垃圾政策淪為蓋焚化爐政策。反焚化爐運動提出不一樣的思維和操作方式:一、因為要建立區域處理機制,打破以行政區域為主,而是更注重共同生活圈的互助機能,但跨縣市處理的重點,所以是需要有好的「進場管制機制」把關,不讓不應該燒的東西進去。二、影響最大的附近區民,則在民眾參與的機制下,與廠方簽訂「環境協議書」,訂定清楚慎重的嚴厲規則,賦予社區有權要求停爐甚至永久關場的清楚遊戲規則,以徹底解除居民疑慮。三、訂定「減量補貼制度」,讓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誘因,不只是給錢蓋焚化爐,而是清清楚楚的減量補貼制度。而以上這一切當然是建立在「充分資訊公開」互信基礎上。其中,反焚化爐興建或運轉的社區,一直訴諸的零垃圾政策,他們自己帶頭做起,只要他們能做到,沒有道理其他不用蓋掩埋場、焚化爐的地方居民做不到。於是在這些管制、獎勵、監督的框架之下,官方在訂定回收產業與經濟誘因的配套,各地居民建構符合社區結構、生活習慣和回收動線和體系的垃圾處理方案。

 

然而這一套居民經由反焚化爐抗爭,所結盟以及互相學習出的提出的具體願景和「公民行動」,不斷被污名為「污染沒那麼嚴重」、「為反對而反對」、「垃圾總要有地方去」、「要是垃圾從別縣運進來,一定是縣長帶頭出來抗議」。也因此,台灣這一兩年風起雲湧的反焚化爐運動,是民間社會挑戰公共政策最有反省力、最細膩、充滿包容又具可行性的運動,豐富紮實,精彩萬分。然而,在政府的打壓,媒體與輿論的默視下,並沒有開展為一個整體社會學習的典範,而只被視為鄰避效應的零星抗議。

 

於是SARS來了,各種亂都來了,長期的地域主義,民眾嫌惡排他,官民溝通與互信的嚴重信心危機,讓一切都失序。請閉上眼睛想想看,這些行為模式,包括官員與國民,不正是被焚化爐這種便宜行事的政策,所教導或縱容出來的嗎?

 

昔日行禮如儀的各種防災演習,裝備齊全、動作漂亮,然而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是無法成就一個危機社會的標準作業程序的全部。別說中國新加坡的例子是否意味著威權社會優於民主社會,重點是在開放自由如台灣,我們社會集體承迎商業機制,卻細膩的嫌惡弱勢者的抗爭,其實那裡又有比較專制?

 

如果有一天,媒體是這樣宣傳著:「不要排斥他們,他們反焚化爐的抗爭,是捍衛台灣環境的英雄」、「減量與回收,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別人」、「各地對於有毒事業廢棄物,絕對不能隱匿實情」,我不是想說反焚化爐多偉大,但這些草根運動被對待的過程和方式,其實就是台灣公民社會成熟與否的指標。而珍惜抗爭中的公民社會學習,通常才是解決集體社會風險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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