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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M的和平與永續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 賴偉傑

2004.10.10

 

  

這個禮拜,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六十四歲肯亞女生態學家馬阿薩伊,這迴異於往常充滿政治爭議與西方觀點的名單,並把環境運動的層次擴展、全面深化並視為人類和平的出路,有其令人值得探究的歷史意義。

  阿薩依女士是生物學以及動物解剖學家,因為認知到森林破壞導致土地侵蝕以及生物多樣性破壞的問題,於是1977年在肯亞領導創設「綠帶運動」(GBM),設定了短期與長期目標,但都是希望經由樹木的植栽以及永續的管理,增進大眾對環保的必要性的認知。一開始是以「種樹」作為社區發展的切入點,當漸漸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與信賴之後,再擴展到包括原生樹種栽種、公民與環境教育、糧食安全、生態狩獵以及婦女成長與改變等計畫,共同推動提升了環境意識、社會參與、原生種生物多樣性、自我培力以及社區發展,並進一步推動泛非洲的訓練工作坊與協力網絡。

  而這些很實質的增進農村的就業機會,也促使婦女在社區的正面形象,以及奠定相當的領導口碑。植樹成了一種有收入的生產活動,也同時讓糧食收入比較有保障,並也讓民眾瞭解「環境惡化」與他們面臨的貧窮與居住危險的問題是息息相關的,並形成巨大的公民力量與不當的公部門對抗。

  這些事蹟陌生嗎?其實一點也不會,因為這裡的每一件事情,台灣都有在做:社區營造、種樹救水源、環境教育等等,只是都蒼白了點,少了生猛的草根味。台灣的環保運動,一直有其侷限性,而當1992在巴西召開地球高峰會議後,「永續發展」這個整體論述,在台灣快速被官方搶到詮釋權,因此,永續發展成了「經濟成長永續」、「社會安定永續」,最後成了「執政權」永續發展。於是永續發展的基進性、草根性與人民民主參與,甚至是跨領域的環境、勞動、人權等等的集結,都在台灣被半閹割了。

  也恰好陳水扁總統在今年國慶文告,提出「應該是為後代子孫確保一個『和平安全』、『永續發展』的台灣未來」,基調是在於沒有國家安全,就沒也長治久安,所以是和諧的兩岸關係與足夠的軍事整備並進。再快速切回以「草根永續發展」的GBM得到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兩者所用語彙,相似的令人心驚。當然非洲離我們夠遠,遠的都是憑印象叫人家小朋友、黑朋友,然而環境問題的日益惡化,讓英國首相布萊爾得花一個小時開記者會談「因應溫室效應」政策,讓美國總統布希成為全球環境公敵;倒是非洲國家後發先至,因為還沒遭到資本主義的的徹底蹂躪,反而有機會在草根的努力與對抗貧窮的過程中,更順暢的找到與自然共生的可能與生機。再回到台灣,「和平安全、永續發展」,是執政者的語言,卻可悲的也是社會群眾的語言,因此比起非洲,台灣社會到底是進步還是落後?

  阿薩依女士所領導的GBM,早已得過無數肯定,而其中專為表彰NGO對人類有重大貢獻與啟發的Right Livelihood Award,在1984就頒獎給了她以及所努力的事;十年後的1993年GBM已經種了兩千萬棵樹;二十年後,GBM已經種了三千萬棵樹時,相對主流的諾貝爾獎,也必須肯定這股力量,只因為人類新的和平威脅,來自於全球化下的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環境問題下的自然災難與區域資源爭奪。而和平與永續,有些出路其實在如此的人民草根實踐、培力與網絡之中,而不見得是武裝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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