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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核四公投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  賴偉傑

2002.9.15

 

1994.5.22,由貢寮鄉公所主辦核四所在地住民核四公投;1994年7月,在反核運動中,林義雄先生林義雄絕食要求以公民投票決定核四是否興建;1994.9.21開始核四公投千里苦行。在對抗國民黨執政威權、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公投快速成為反核最上綱的策略。

 

公投實際是爭取民眾對公共政策的最後決策權。代議政治,選舉是對「人」投下一票,而希望他履行之前的「政見」,但顯然政客橫行,政見棄之如敝屣,因此公投是對「事」進行投票行為,有對政客食言與黨意高於民意收回授權的制衡效果。在沒有法源依據時,則是以「罷免」--對民選政治人物所做錯誤的「事」進行連署與投票行為,所以在沒有創制決權的情況之下,便是當年以「罷免作主人」,來達到「公投反核四」,想以烽火遍地各地連署罷免,來達到全台反核理念宣達及公投的實質效果。

 

    公投中伴隨的重要的精神與機制:長時間的辯論、完整的資訊公開與呈現、公部門提供公平的舞台等,結果在過往的核四公投運動中,幾乎成為反核陣營主流團體的「唯一運動策略」,但又在「苦行」的催化下,把反核簡化為道德與非道德的公民「投票權利」訴求,讓反核多樣而精彩的對社會衝撞的積極意涵都變成枝微末節的小事。

 

但反核對不同領域的社會社群,有其更豐富的社會改革內涵:就政治責任與誠信而言,應要求民進黨政府對核四未來的實際損益多少?核四興建違法部分,行政院的態度和責任?就監察機關與輿論媒體,是資訊公開與監督機制建立;就法律層面,是對核四違法違憲事實提出司法訴訟;對電力事業而言,是檢證核四實際的財務黑箱;對失業問題而言,是節能與新能源的就業機會與產業連動評估;就生態而言,是環評法令選擇性執法以及與生物多樣性、長遠觀光產業摧毀的清楚評估;就台電核電工會勞工而言,是電廠工人職場輻射安全問題;就整體社會公平性而言,是檢正國家資源不當配置與不當補貼黑箱的時候;對整體社會教育而言,是從貢寮鄉民反核中學習粹練社會公民的精神。當然要求人民有對公共政策表達意見的權利也是重要的一項,但決不是全部。因為反核是台灣社會的共有的經驗與資產,更應是促成是一種對社會的全面反省與不同社會層面實質利益的深層對話。沒有什麼是運動的王牌,運動者更沒有資格對社會單向宣傳和教育 。

 

以核四公投為例,雖然有其可貴的意涵和運動操作面的意義,但別忘了,對貢寮鄉民而言,他們要的不是「公投」反核四,而應該是「要求政府接受且執行貢寮的公投結果」,也就是百分之九十六反對核四興建在貢寮的,立即撤銷核四興建計畫;更重要的是,現在對在地團體居民來看,是家鄉正受粗暴摧毀,所以就地監督、揭露一手問題,是他們最認真也最直接的付出、見證與控訴,對他們而言,讓社會大眾傾聽真相、認清核四重重黑幕,才是最重要的。

 

公投有時是政客卸責的手段,沒有更多社會壓力,最後只能在主政者的談笑中,輕率的做完被糟蹋的公投。民進黨主政時的台北市政府就曾倉促的把核四市民公投「辦掉」,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2001年陳水扁政府宣布核四續建前,貢寮反核自救會曾衝進民進黨中央黨部,要求民進黨不得背信。當時民進黨高級黨工驚嚇之餘,一再私下宣稱「美國的壓力實在太大」。而今在民進黨三芝會議後,核四公投運動再起的訴求,總統談笑回應。反核身為台灣最複雜的環保運動,如此簡單而沒有配套的道德訴求,是素樸而有力?還是讓政府巧妙轉移躲開了半弔子非核家園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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