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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師節遇上非核亞洲論壇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  賴偉傑

2002.9.29

 

去年底有一次非核種子教師營時,我深怕老師們會認為太敏感或認為我們預設立場而排斥,因此我先表明我完全只引用台電公司的資料,並加以解讀,希望讓每個人自己來做判斷。當時很明顯感受的到老師對接觸到「真相」後的焦慮,以及對未來如何教學的困惑。「核能有那麼多問題,我該跟學生討論這些嗎?要是他們問我不對的事為何政府還繼續做,我該怎麼跟他們講?」

 

「非核亞洲論壇」在一九九五年曾由台灣主辦第三屆,記得當年,台灣國內反核四運動蓬勃,國際也因反對法國核子試爆的同仇敵慨之下,因此會師台灣的亞洲反核集結,約有三萬人在街頭遊行,並齊聚法國在台辦事處前的街頭,高唱我們要團結,我們終將勝利。七年後的九二八,非核亞洲論壇再次輪回台北,且辦在台灣培育基層師資的所在師大,但外面街頭走的,卻是台灣第一次教師的大遊行,也是喊著我們要團結。

 

在同一天,老師出來上街頭遊行,捍衛自己的權益、尊嚴,反核團體齊聚師大演講廳召開非核亞洲論壇年會。沒有誰的訴求比較崇高,也沒有誰的方式比較偉大,因為這都是對於官方的政策不滿,以民間的力量,發出人民的聲音,並且嘗試的把自己的理念和主張宣揚出去,並與社會對話。

 

然而除了這些時空的弔詭之外,反核團體和教師團體之間有對話的可能嗎?其實有,而且很早,早期的「台灣教師聯盟」,以打破僵化教育體制,甚至積極參與包括反核在內的其他社會運動,人雖少但堪稱當時社會運動的清流活水;然而可惜的是在這次教師遊行前夕,他們卻以嚴厲的字眼批評不應為私利上街頭,「參加九二八遊行不如去參加核四公投苦行」,不禁令人感嘆昔日社運朋友是否太多指責別人太少反省自己。

 

大家都說很多社會問題需要改革,最重要還是透過教育的方式。然而政黨輪替後,以非核家園教育為例,提供了一個相對開放的空間被放進正規教育體制的機會,但令人憂心的是,如果太急著把整個反核論述「取代」之前的核電教育,像更換輸送帶,希望透過教育這個通路全面換料,但少了教育體系內部自主性的消化與反省機制,這種內容切換與道德式的譴責,會不會只是更鞏固了教育的僵化與保守。

 

前面提到老師對接觸核能真相後教學的困惑與焦慮,我當時的建議是說「其實核能的問題有很多可討論的。像非核家園是爭議下尋求共識的一個台灣集體的社會經驗,帶給整個社會的教育資產,除了核能問題的種種外,還有其他很多豐富的教育領域,例如節約能源的可能,例如重大公共工程的爭議如何解決,例如環境正義的問題,例如生活環境安全與風險的問題,而這些東西,其實並不遙遠,而可能就發生在每一個教育場所的所在環境與生活領域。」而在九二八教師大遊行後,希望老師自己已經找到更棒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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